惡房東好壞壞
從小在台南麻豆長大的陳念恩，總覺得城市的天總是高一些。她家巷口的那棵老榕樹，每逢夏天就掉滿果實，騎腳踏車不小心還會壓到，整條巷子都黏呼呼的。但就是在那樣的鄉間長大，讓她總幻想著有一天能搬到台北，穿著套裝走在大樓林立的街頭，喝便利商店裡永遠都沒打烊的咖啡，做個精明幹練的都會女子。
她媽媽一開始反對她北上，「台北是金磚地，踩一腳都要收你過路費。」但她早就下定決心，國中開始就在看租屋網，看信義區的套房有多貴，甚至暗中記下捷運站點，幻想自己未來會在哪一站下車。大學考上台北的學校，是她計畫裡的一部分，儘管她選的只是大眾傳播系，不是醫學系也不是法商，卻讓她感覺自己離夢想又近一步。
她在PTT看見一間位在板橋站旁的小套房，照片看起來不錯，乾淨、簡單，木紋地板，還附冰箱和洗衣機。月租一萬一，比她預期還便宜兩千。她打了電話，那頭的聲音沙啞低沉，「要看房？今天晚上六點半可以嗎？」她答應了。
房東姓張，是個四十多歲的婦人，一臉滄桑，穿著球衣和拖鞋迎接她。她一進門，聞到一股淡淡的霉味，但張姓房東笑笑說：「下雨幾天，地板有點潮，不礙事，這裡平常很乾的啦。」
念恩沒太多錢，一萬一說多不多，說少也不是少，但至少不需要合租，還離捷運站近。她點頭簽下租約，當時怎麼也想不到，這一簽，簽下了她兩年的惡夢。
最初的異樣從水費開始。
第一個月，她收到一張貼在門口的手寫單子：水費650元。她一個人住，也不怎麼煮飯洗衣，覺得不太對。「台北水費不是才十幾塊一度嗎？」
她打電話問房東，張姓房東淡淡說：「我們這是包大表的，你那格用蠻多的啦，其他房客才五百。」她當時不疑有他，甚至有點不好意思，想說是不是自己泡澡太久，開始節水。
第二個月水費變成720，她忍不住跟隔壁房的女生打招呼，假裝閒聊後才問起水費。「蛤？我上個月才450耶。」那女孩說完，表情有點猶豫，「你不是念恩嗎？我前房間那個也這樣，被多收後來直接搬走。」
她心涼了一截，卻沒有立刻搬，畢竟剛上台北，還在試用期，她連工作都不穩定。只能咬牙認了，把那張單子折成四摺，塞進她的日記本裡。
接下來是馬桶漏水，她打電話報修，張姓房東來了，修的同時一直用眼角瞟她，語氣輕佻：「念恩啊，你住這房，算便宜啦，外面這價錢找不到了。」他靠得太近，她明明站在客廳，他卻在廁所喊她進來幫忙照手電筒。
她沒動，他自顧自地說：「女孩子膽小喔？怎麼連個水管都怕，這樣以後怎麼面對社會啊？」
她後退半步，「我怕滑倒。」
「笑死，哪那麼誇張。」他還在笑，那種笑聲讓她起雞皮疙瘩。
那晚她夢見有人從浴室走出來，濕答答的腳印留在木紋地板上，一路通到她床邊。
工作的壓力讓她無暇理會太多，廣告公司加班到十一點是常態，回家都只想關門上鎖，不管門外發生什麼。可奇怪的是，她的信箱常常莫名其妙被打開，甚至有一次房間裡的飲料少了一罐，她以為自己忘記喝了，但這種錯覺一多，漸漸讓她產生警覺。
有一次她下班早回，站在門口翻包包找鑰匙，卻聽到裡面有聲音，一陣急促的腳步聲。她立刻敲門，大喊：「有人嗎？」
沒人回應。
她鼓起勇氣打開門，屋裡空無一人，窗戶沒開，空氣靜得像封死的時間。但她清楚聽見那聲腳步聲，她沒瘋。
她開始在門上貼透明膠帶，每次出門前對齊，回來檢查，只要稍有位移，她就知道有人進來過。果不其然，第三天，膠帶斷了。
她報警，警察來了，只是做了筆錄，沒什麼實質進展。她跟房東理論，張姓房東裝傻，「我怎麼可能有你鑰匙，妳那副是我直接給妳新的啊，我進不去啦。」
她氣到想搬，但錢卡住她的腳，她那時剛換工作，第一份工作不到三個月被裁掉，新公司雖然待遇好一點，但合約不穩定，搬家費用、押金、清潔費，都是一筆錢。
她選擇留下，偷偷裝了監視器。那天晚上，她終於拍到畫面。
張姓房東用一把備用鑰匙開門，穿著拖鞋走進來，手上還拿著超商便當。他像回到自己家一樣，坐在她的椅子上吃東西，吃完還翻了她的衣櫃。他沒有偷什麼貴重物品，只是翻看，像在欣賞什麼收藏品。後來他打開她的抽屜，拿走了一張照片，那是她和家人在老家拍的合照。
她當晚沒睡，一邊哭一邊把影片上傳雲端，隔天找律師、報警，申請保護令。過程繁瑣又痛苦，她幾次差點放棄。律師說：「這種案子很多，惡房東仗著房客年輕、沒背景，常常不了了之。」
但念恩沒放棄。
社群媒體是她最大的武器，她匿名在Dcard發文，附上影片截圖，一夕之間上了熱門。新聞也開始報導「板橋惡房東闖房偷拍」，張姓房東的照片被起底，他竟然是個有前科的人，曾經因為偷拍被判緩刑，還有多名女性出面指控他有類似行為。
警方在他家查獲多張女性租客的證件影本、衣物和隱藏攝影機。他當場被捕，被依妨害秘密、侵入住居等罪嫌起訴。
念恩搬離那棟房，重新找到一間住家會有管理員的社區套房。她不再貪便宜，也不再輕信房東的嘴臉。她在新聞裡看到張姓房東最後被判一年八個月，並須賠償多位租客。他名下唯一的房產被查封拍賣，最後還因欠債跑路，消息說他在桃園被討債集團找上門，被斷了手指。
這場北上的旅程讓她學會許多現實的殘酷，她不再幻想城市是溫柔的、繁華的，但也沒因此退縮。
她依然在台北活著，堅強地活著。
因為她知道——城市不是壞，而是你要學會保護自己，才能真正站穩腳步。